记忆是有颜色的,每当想起那段日子,都是一种阴沉、暗淡的黑色。
—— 题记
(本文大约8000字)
上周五,鼻涕很多,每隔一两分钟就得擦,我以为是换的治疗副鼻腔炎的药开始起作用了。没当回事,晚饭后回办公室,待到凌晨一点(周六)。在办公室的时候觉得有些热,当时没太注意,一是在专心修改论文里的图,二是他们经常会把空调温度设定的偏高。回到家后还是觉得有些发热,测了一下体温,37.9℃,不妙。
分析了一下,最近虽然会下山去吃饭,但是人员不密集,口罩有戴,酒精也有带。村里并没有流行开来,只有一例下船回家的,已经是三周前的事情了。另外,周四挺热的,没怎么穿外套,家里也暖和,晚上在家还裸了几个小时,凌晨五六点睡,中午起来就不断地擦鼻涕。周五是日本的春分的日(假日),退居二线以来有了假日和周末,本来打算去郊外看看风景,起晚了,再加上刮了一天的大风(直到晚上才解除暴风警报),于是就没去。晚饭后回学校的时候也没有觉得不舒服,只是鼻涕多。这么看来,是周四晚上在家的几个小时没穿衣服,感冒了。周五的妖风一吹,没穿外套,虽然从车到室内都是很近的距离,但是积累了几次,感冒加重,嗓子发炎没好,于是引发了发烧。
找到了过期几个月的301的感冒清热颗粒,中药成分,应该问题不大,喝了一包。2点多再量体温,38.1℃。赶紧睡觉吧。
睡也睡不着,后来好不容易有点儿迷糊,哆嗦醒了,感觉冷,看来体温在上升了。吃感冒清热颗粒喝了不少水,只好爬出被窝,上厕所也在不停地抖。拿体温计一量,果然,38.5℃。
后来吃了一粒感康,没有哆嗦了,才睡着。睡着前,想到了刚上大学的时候在隔离楼里的日子。
那时我刚上大学,9月去报到。和那时候的很多其他人一样,从高中生转变为大学生,充满了期待,终于飞出了笼子体会到了自由。
我们学校是大二军训,所以大一刚开学,是很轻松的。课还没有选好的时候,无非就是辅导员训训话,班主任开开会,学校再派个搞行政的老师教教导。课选好了,也就是白天上课,晚上在宿舍休息。那段日子虽然也有过下雨天,但是现在回忆起来,仿佛都是阳光明媚的。美中不足的只有一件小事,一位搞行政的老师本来是要做大学生思想教育的,结果2个小时基本都在说“你们这个专业毕业找不到工作,网上十大骗人专业的第二,不信你回去搜”,于是晚上十一点多辅导员紧急把两百号人召集在宿舍楼下,发表“重要”讲话,第二天又把两百号人集中在大讲堂做更系统的“重要”讲话,大体意思是“我们学校的这些专业还是很好找工作的,那个老师是嫉妒我们学院,危言耸听,你们可不能信他的”。
那位老师其实说的没有不对,事实确实如此,即便在如今也还是一个大家都非常看好、人人都说有“前景/前途”的专业,可是我们行业内自己最清楚了,喊了几十年都喊不出“钱景/钱途”,毕业就失业(我们当时本科毕业的时候,一大半的人都没有找到工作就离校了,那少部分人里还包括了家里通过关系给找到工作的,题外话)。也许也引起了一些学生的不安,不过即便是有人想退学,当时也不现实了(中途转专业的有个别人,中途辍学去复读的几乎没有),因为很快,从美国来的甲流席卷全球,各高校纷纷停课、封校。学校不允许学生在大一的时候把电脑带到学校,这样日子就很无聊了,在宿舍只能看看书或者聊聊天。有个学生高考复读了一年,以前的同学读大二,借来了同学的电脑,他摆在桌子上欣喜地看了一晚上A片。虽然不能出校园,但大多数宿舍楼的学生在校园里的行动还是不受限制的,我有时候去校园里的一家户外用品店逛,后来和老板成了朋友,经常过去坐坐,也算消磨时间。
当时封校管理非常严格,校园围墙安排了很多警卫巡逻,校和院学生会的二狗子们也倾巢出动(本人对其他学校的学生组织无敌意)。班上有另一位同学,翻墙出去找他的女朋友,他女朋友在另一所学校,打算翻墙出去的时候被该校警卫员发现,他本来是在墙外接应,看到这情况便翻了进去,说这件事情和他女朋友没有关系,查他身份的时候他想“我又不是你们学校的学生,能怎样”。结果对方把他扣了,通报给该校的校长。据说对方校长直接联系了我们学校的校长,后来他被记了一个校级的处分。
我们当时有一段时间还有一个任务,是给大二的学姐们送饭。那时是第一波甲流,确诊很多,她们宿舍楼有不少人被确诊,所以整个楼都被封了,宿舍楼里可以自由走动,但是不能出宿舍楼的大门。午饭和晚饭,由我们这些大一的男生轮流去送。据说辅导员认为女生免疫力差,所以不让她们去送,而且又是体力活。但是男生们压根没有二话,不少人听到通知后都难掩脸上的笑容,刚上大学就能进女生宿舍,反倒很开心。饭菜是统一从食堂领取,食堂的工作人员把饭菜分别装进饭盒并且按照被隔离的每人份装到一个塑料袋,我们每个人分配了几人份的饭菜就提几个塑料袋,从食堂到学姐们的宿舍楼大约200米,有些同学走路都屁颠屁颠儿的。从宿舍楼一楼大妈旁边经过的时候,一个个都理直气壮的。没记错的话,学姐们住5楼,冲在前面的“头羊”一步夸好几个台阶,后面的人都跑起来了。到了5楼大家分别“冲进”不同的宿舍,当然得先敲门,有的学姐已经“嗷嗷待哺”一下子就把门开了,有的学姐可能听到敲门声才开始穿衣服,稍作片刻才把门口的小男生放进去。有的男生打个招呼放下饭菜就走,有的把饭菜简单的分一下、跟学姐寒暄一下、甚至帮忙把袋子拆开、再问问穿着睡衣的学姐有什么需要,有的送完饭之后再去敲开别的门:“学姐吃上了吗”、“你这儿好了没,一起走”。
虽然没有现在这么严格的管控,但也有效果。经过一段时间后,恢复了上课。大家也以为疫情就要那样过去了。
有一天晚上,我在宿舍楼下打了个电话,电话的那头在北京,是我喜欢了几年的姑娘,持续了可能有一个小时。打完电话后心情比较暗淡,又在原地来回走了一两个小时才回宿舍,可能着凉了,第二天就发烧。甲流期间,我们宿舍楼的二楼设立了校医院的一个点,我住在三楼,走下去后看到门是关着的,贴了一张纸:“普通症状请前往南院校医院,发热发烧直接去10#宿舍楼”。打听了一下10号宿舍楼的位置,疑惑地走了过去。虽然离得不远,但是那个地方比较偏僻,穿过几个羽毛球场,周围遍布带有岁月痕迹的大树。
10号宿舍楼只有3层,是很早之前修建的,当时没有住学生,所以据说甲流期间隔离在学校的患者和发烧症状的学生都住在里面。一楼入口的后面拦了一张桌子,坐着的有两个穿着全套隔离服的身影,我走过去说明来意,对方示意坐下,递来了一根烟,我说我不抽烟,一支体温计。几分钟之后把体温计还给护士,她拿在手里找着光转了转,对医生说:“38度8,怎么办?”,医生说:“收了吧”。十多年过去了,但这两句话和当时的情形,我到现在都记得非常清楚。
随后,告诉我先回宿舍带日常生活品过来。我拿了被褥、书包、几本书、脸盆、洗漱用品……东西一个人有点儿拿不了,而且四肢还处于无力的状态,我到5楼去找表哥,让他帮我拿一些。表哥只能送到门口,之后我自己走了进去。就这样,大约是傍晚六点多,稀里糊涂的进了10#宿舍楼——传说中的隔离楼。
我的房间又在3楼,进去以后,看到空荡荡的房间只有在最里面靠窗户的位置放了一张单人床,床是铁架子的,上面放了一张床板。除了床和房顶一个不是很亮的灯,别的什么都没有了。没有窗帘、没有桌子、没有柜子、没有晾衣服的东西,连一个小板凳都没有。我把褥子简单地铺在了床上,被子和书包放在铺好的褥子上,洗脸盆随便放在了旁边的地上,因为也没有用以放脸盆或者其他东西的架子。真的是只有一张带有床板的铁架子床,动一下都会发出吱吱的响声。前面讲了,这栋宿舍楼修建的年代较早,最近又一直空着,所以宿舍楼里并没有重新刷墙,墙上和屋顶的白灰颜色已不均匀,而且掉了很多,水泥地面也坑坑洼洼的。
我在床上坐一会儿、趟一会儿,一直到了晚上八点半,也没有等到医生或者护士来。于是自己去一楼,门口的桌子旁没有人,宿舍的门卫室的灯是亮着的,它已经变成了医生/护士的办公室/值班室。敲门进去,有一名值班人员,不知道是医生还是护士,对她说从下午进来到现在都还没人管,药也没有给,对方说:“不是已经给你了吗”。我发着烧没有力气理论,只是确定地再说一遍:“没有。”然后对方说,那现在给你吧。
发烧38度8,收进去,几个小时都没人来看一眼,没有药,也没做检查。这是“入住”10号宿舍楼第一天遇到的情况。
第二天上午,辅导员来“看望”,或者说来“望”。她并没有进楼,也没让我下到一楼门口。我站在三楼楼梯的窗户,她则只是远远地站在楼下的院子里,就这样我们 “面对面望着” 用手机聊了几句。
有没有早饭已经不记得了,如果有的话应该是煮鸡蛋、稀饭一类的。反正午饭和晚饭是有的,开饭的时候,一楼值班的医生/护士会喊一嗓子:开饭啦!然后大家出门到一楼自己取饭菜回房间。那种感觉,像是电视剧里看到过的给灾民施粥的场景,当然吃的东西比施粥的粥要好很多,比如一盒米饭、两盒菜。确诊的甲流患者不被允许自己取饭菜,医生/护士会给送到房间。
进去的第二天,吃了午饭后我躺在床上给宿舍的同学发了个QQ消息:“真的有鸡腿哎~”。那是此前的一个下午,我们宿舍里的人都无聊地躺在自己的床铺上刷着手机,有人读道:“武汉某高校给隔离的学生发鸡腿……”,大家听到这个消息比较兴奋,仿佛开始有点儿向往隔离生活。当时大一刚入学的学生们,鸡腿还是属于比较奢侈的。而我进去的第一顿饭真的有鸡腿,有一些惊喜,所以赶紧给他们发了个消息。而实际上,只有第一顿吃了个鸡腿,之后不仅没有鸡腿,饭菜也越来越难吃,每次给的两三盒的盒饭得剩下一大半。如果菜里有番茄(西红柿)、茄子等我不吃的东西,可能一整盒都会剩下。尤其是不吃番茄或者番茄加工的东西,吃了就会吐或者恶心想吐,不合口的菜还可以凑合着吃,或者挑里面喜欢的吃,但是菜里要是放了番茄,几乎都没法挑着吃里面别的东西,当时有过一两顿只吃了米饭。
那时候手机端的网络聊天基本只有手机QQ和飞信,无聊之际,用这俩聊天工具或者发短信和其他人聊聊天。不发烧之后,偶尔也会和高中的老同学打个长途电话。北京的那位,刚进去的时候还是按耐不住给打了个电话,简单的说了一两句我就把电话挂断了。可能当时是想引起对方的注意吧,我把电话挂断之后她确实也有打过来,毕竟那个时候被隔离也不是闹着玩的。那也可能是大学期间,她为数不多的甚至可能是唯一的、主动给我拨过来电话。
10号宿舍楼可能是太久没住人,也可能是周围的树木太茂密,加上楼里太“荒凉”破旧,入夜之后总会有一种阴森的感觉。楼道里的灯是普通的灯泡(白炽灯),虽说每隔一段距离都有一只灯泡,但是本来就不亮而且有些已经坏掉了,所以并不能照亮楼道,其中有一只不能保持一直亮的状态,在昏暗的环境中一闪一闪的,更是增加了恐怖的氛围。每层有两个厕所,楼是南北走向,南侧是女厕所,北侧是男厕所。我住在南侧,每次上厕所都得在这样的楼道里从一头走到另一头。
刚开始的房间号好像是306(或者308),隔壁住了我们专业的一个女生,据说和我是前后脚“住”进来的。第二天(或者第三天)我去她的房间聊了一会儿,那会儿我俩都已经没有发烧了。她的东西不少,甚至还带了一双旱冰鞋说是打算在房间和楼道里面消磨时间,之后的几天确实偶尔有听到她在楼道里滑旱冰的声音。她认识住在二楼的一位学长,住进来的比较早,对楼里的情况知道的多一些。我从她那里了解到:相对于其他楼层,三层住的人比较少,南侧是普通感冒发烧,北侧是确诊甲流患者,而且她说三层住着一个确诊的女生。
知道同层住着确诊的甲流患者,而且上厕所要到甲流患者的房间附近,还是有一些小紧张,但是当时甲流疫情已经呈现出被控制住的大趋势,心也就放宽了一些。住在隔离楼里,其实比较棘手的问题是医生和护士好像并不怎么管我们,不仅第一天等了几个小时后我自己去要来的药,之后也处于几乎不管不顾的状态。
我没有在被隔离的当晚给父母说明情况,过了两三天吧,或许是太无聊了,或许是因为医生和护士不积极应对的态度,和我妈电话联系了一下。她听到消息后很着急,当天晚上就想办法连夜赶来,隔着600多公里,移动起来其实很不容易。第二天一大早,母亲站在了10号宿舍楼下。但是值班的医生和护士把她拦了下来,不允许进来。我妈是属于比较强硬又很会和人打交道的人,和值班的医生/护士沟通了好几个回合,对方败下阵来。当然,也可能有其他原因:当时大家认为甲流疫情已经被控制,管理上出现了疏松;我进去的时候只是感冒发烧,未必是甲流,而且也没有给做病毒检测。
虽然着急进来看我的情况,也没忘给我带早餐,好像有包子、豆浆和稀饭,那顿早餐我吃得很香。她和医生沟通,提三个要求:好好地给治感冒,做病毒检测,转到其他医院。然而医生只能答应第一个,检测的事情说目前不具备那样的条件,转院是怎么着都不行,理由大致是本校的学生,档案在本校,学校有责任且全权管理所有学生,所以必须在本校进行隔离(划重点,之后会考),如果不是甲流重症患者,他们自称也没有那样的权力进行转院操作。
不过,过了几天,校医院还是派了人来做病毒检测取样。
感冒症状逐渐变好之后,晚上也有了娱乐活动:找蚊子、打蚊子、数打死了几只蚊子。其实也不光是闲着无聊,这帮蚊子太可恶了,不管你睡着没睡着,过来骚扰你、叮你。所以抄起本子,到处找,找到了就毫不留情的拍过去。不过,老旧宿舍的门窗会有缝,蚊子还是会继续从外面钻进来。
过了两三天(或者更久些),有位医生/护士来我房间,带来了病毒检测的结果。阳性,当时不懂这是什么意思,问她:“是没事吗?”,结果对方恶狠狠地来了一句:“什么没事!你就是甲流!”这句话,我到现在依然都能肯定地说原话就是这样,一字不差。
不仅是确诊甲流的这个结果,“什么没事!你就是甲流!”这句话以及对方说这句话时候的语气和态度,给我带来了很大的心理压力。还能不能活着走出去?
确诊甲流之后,隔离的房间就被要求从南侧搬到北侧。一样是诺大的房间里空荡荡的什么都没有,只有一张带床板的铁架子单人床,一样是老旧的门窗露着一些缝隙,然而我却没有什么心情追着蚊子打了。
正如之前提到,“确诊的甲流患者不被允许自己取饭菜,医生/护士会给送到房间里。”,实际上除了上厕所之外,其他任何时候都不被允许走出房间。门没有上锁,但是思想上的压力已经把人限制在房间里了。我在思考为什么自己会被确诊甲流,进来的时候是因为着凉了,如果不是,宿舍其他人也应该有被感染的,即便同宿舍没有,同宿舍楼里那么多人,也肯定要有人被感染。那唯一的答案就是在隔离楼里被感染了,三层有女生被确诊隔离的话,上厕所的路段是共用的。如果没有要求做检测,感冒症状已经见好可能很快就能出去了。
确诊之后,任何人不能进来探视,所以我妈之后再没有进来,她继续找医生协调转院的事情,但是始终没有被同意。10号宿舍楼在学校的西北角,转了房间之后和之前一样,依然是靠着外面公路的一侧,从宿舍楼门口(校园里)到窗户这侧的马路(校园外)得走到学校的大门,出了大门再走外面的公路绕到宿舍楼外。那年头没有视频通讯,我妈要见我的时候,得站在外侧马路的窗户下。印象中,也通过这里给我送过几次吃的,用绳子提上来。她腿不太好,膝关节有问题,但还是每天这样来往好多次。前一段时间和我妈打电话闲聊到了大一被隔离的这段时间,她也说当时真的是把她吓坏了、担心的不得了。
除了那个态度很差的女医生,其他医生和护士倒没有那么“凶”,只是有些平淡、冷漠罢了。只有一位特别善良的女医生,虽然因为每天不同的排班,没来几次,但每次都安慰我、鼓励我,说检测阳性不一定是真的阳性,只是百分之六七十的确定,而且特效药效果挺好。她们全身穿着隔离服,不过从她的眼神还是能看出在微笑,透过防护眼罩后面那美丽的双眸,我感受到了希望,也有了更多的勇气。更重要的是,我觉得她把我当作人看待,而不是当作病毒来看待。
那时候已经研发出了口服的特效药,不过除了口服药之外还给打了几天点滴。全程没有陪护,医生和护士会来换药,不过即便是白天,值班人员也就俩,肯定忙不过来。有时候就会忘了哪个房间在打点滴,打电话也没有及时地来,有一两次该换药瓶了还没有来,只好举着瓶子到三楼的楼梯口朝一楼喊话。如果之后是相同的药,有时候自己动手也就换了,点滴结束了也有自己拔过针。不过最大的问题是一个人打点滴的时候怎么去上厕所?挂药瓶的架子非常笨重、不方便拿,那时候是高举着瓶子走到厕所,然后把放瓶子网兜叼在嘴里,没有扎针的那只手去把裤子解开,解不开的时候扎针的手也得帮忙。这时候血会顺着塑料管逆流,裤子解开后赶紧再把瓶子高举起来,让血流回到身体里。上完厕所系裤子的时候再重复一遍这个过程。
窗外的马路是城市里的一条主要干道,来往车辆很多,而且正下方刚好有一个公交车站。每天都会有一辆车,喇叭里喊着:“318路,开往……”,而当时我换房间之后就是住在318房间。每次听到这路公交车的声音,心里都会有一些不舒服,感觉像是不断地提示你住在隔离楼里、住在哪个房间,而且他们要开往哪里,但是留下了你。
打蚊子的娱乐活动也停滞了几天,楼道里一闪一闪的灯和阴森的氛围已经习惯了……或者应该说是不在乎了……
一段时间后我被放出去了,外面依然阳光明媚、树木枝繁叶茂、鸟雀叽叽喳喳,走在路上感觉很实在,阳光下能看到影子,但是我却觉得这个世界和以前不一样了。看着眼前的世界,觉得并不真实,感觉自己看到的是过去,并不是现在。
但忙碌起来,每天从早到晚上课,而且还得补习落下的功课,一切也就慢慢地淡化了。
在隔离楼里的时候,所有的药品都需要自己付费,每次医生开药的时候,付现金给他们,住进去的时候钱包里只有几十块钱,事先不知道要付费,消息一直说隔离了的人可以免费治疗。其实之前确实是免费的,第一波甲流快结束的时候,所有人都以为甲流就要那样过去了,所以治疗变成了付费的。而我出来之后过了段时间第二波甲流又一定幅度爆发了,治疗又变成了免费的。第一次掏钱的时候紧张了一把,当时才发现钱包里只有几十块,担心钱不够,问医生:“不是免费的吗?”,她说:“现在不免费了,拿好收据,以后可以找学校报销,会给报90%的费用,这样相当于自己只支付10%的部分”。
校医院每学期末会专门找个地方给全校学生办理医药费报销手续,当时排队的人相当的多。即便是开了好几个窗口,大家还是排了好久好久的队。终于排到我,把收据递过去,对方却说无法报销,问为什么,答“因为你当时不是这个学校的学生”,我有些懵:“我当时大一已经入学了啊”,答“虽然当时是入学了,但是学籍和档案并没有弄好,所以严格地来讲,不算是这个学校的学生”。我一听就火了,想起了当时不管怎么求着要求转院都不被同意的事情,“你们觉得我当时不是这个学校的学生,为什么不允许转院?不是你们的学生你们凭什么关押我?!”我这样质问之后,工作人员也不正面回答,态度更差、更不耐烦:“这个是学校的事情,和我们无关,要么你找学校去!”。QNMBD……重新走到后面换了个队排,那会儿已经下午快下班了,排队的学生少了很多,没费太多的时间,另外一个窗口的工作人员态度还可以,不过还是不能给报销,理由相同。
其实钱也没多少,确诊前后所有的药加起来也就几百而已,只是心里过不去。当时遭了那么多的罪,多次要求转院不被同意,说你是这所学校的学生所以学校必须得全权负责,结果报销药费的时候又说你当时学籍和档案没弄好不算是这所学校的学生。这不是扯淡呢嘛,档案入学前就到了学校了,不管整理好没整理好,都是放在学校的,又不是在其他地方。医院隔离的人,好几个医护人员全天照顾,设备也好;即便是校内隔离的,第一波甲流和第二波甲流期间,虽然医疗设备差一些,但至少医护人员的人数较多,工作投入也多。哪像我被隔离的时候,条件比监狱里都差,全楼就一两个医护人员,大多数时间都是待在他们的值班室,你在房间里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完全不知道,有时候叫都叫不来人……
这段往事虽然过去了十来年,但却依然犹如发生在昨天的梦境一般,很清晰,却又很模糊。或者,它就是一场梦。
写得……很有感觉
现在出门天天被检测体温,很怕超过正常值,那就不妙了~
感觉……好有趣。
校长不是很活跃吗?不给报销的事应该找校长。或者坐不让你转院的人家门口。